【伊達政宗觀點】正負之間:感染者的生命與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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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片設計:Chiwei Cheng

前幾天剛過完世界愛滋日(12月1日),我覺得我還是有些什麼想說,感到慶幸又感到悲哀。許多人關心,致力於讓這個疾病真正去標籤化,讓我感覺欣喜,也是這麼多年性/別運動的努力成果。但是也看見有些聲音,高呼「同志不等於愛滋病」,則讓我憂心。確實,同志不等於愛滋,但在這等強烈宣示之下,勢必讓交集了兩種身份的感染者同志,被更加孤立,並被推入更深的絕望。

世界愛滋日的概念來源於1988年,由全球衛生部長在關於愛滋病預防計劃的高峰會議上(World Summit of Ministers of Health on Programmes for AIDS Prevention)提出的。從此,這個概念被全球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慈善機構採納。世界愛滋日的標誌是紅綢帶,表示對HIV陽性者及與他們共同生活者的關懷與接納,並團結一致對抗愛滋病毒。

這是一個紀念的日子,紀念那些因為愛滋而離開我們的朋友,也紀念那些因愛滋歧視而離開我們的朋友。聯合國愛滋病規畫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mme on HIV/AIDS)制定了「三『零』目標」:零增加(Zero New Infections)、零死亡(Zero AIDS-related Deaths)、零歧視(Zero Discrimination)。三零目標是環環相扣,而且是互相影響。實際作法則是:擴大篩檢、早期治療、提高服藥順從性、減少抗藥性、治療無差異、除罪化宣言。

與其他慢性疾病相比,HIV感染數字以年輕族群居多;但是其實這個疾病無關年紀種族性別性向,它是一種經性行為傳染的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它真正的危險因子在於不安全的性行為。因此性行為中,「全程正確的使用保險套」,是唯一的防疫策略。除此之外其他的傳染途徑為共用針具、輸血、母子垂直感染、哺乳。既然如此就沒有所謂「高危險族群」,只有「高危險行為」;只要有發生不安全性行為,都應當每3至6個月進行篩檢(血/唾篩均可)。正確的篩檢與衛教能使大眾避免成為感染黑數,以及延誤最佳醫療介入時機。

曾經臺灣流行起「惡意散播」愛滋病相關討論的高峰,從多年前有報導的用針頭到處扎人,又或許是什麼捐血驗愛滋病毒的新聞。這一類的傳聞,十分空穴來風,畢竟相關研究都指出愛滋病毒在體外約數分鐘或半個小時就會失去活性(死亡),且無法獨存於空氣或其他物品之中;離開宿主(人體)後病毒必須在短時間內進入到下一個宿主才有可能感染,且必須是大量的血/體液接觸到宿主開放性的傷口才有感染HIV之可能。

前陣子,我自己在同志社群中,聽到了以下言論:「感染者為了要留住自己的交往對象,於是刻意說服對方進行無套的不安全性行為。」、「許多進行無套性行為的人本來就都是感染者,或必然成為感染者,也早該有所準備。怕就不要玩!」。不太意外的,許多一面倒的譴責,甚至有些嚷嚷要揪出感染者一類的言論。

只是我覺得這個「動機」可以拆開兩個層面討論。

第一、關於感染者對於自己的態度。

或許時常看到報紙輿論中,社會對於愛滋病毒的恐慌,以及對於感染者的歧視不友善態度,使得有些感染者對於感情是沒有自信的,而且也深怕對方知道自己的感染身份,然後選擇離開,或甚至昭告天下。於是,有些人因而選擇進行只性不愛的關係,默默的流動於各性伴侶之中,這其中的大多數人,都善盡保護他人的責任與義務,未如同坊間所謂的「報復行為」,或者上述「惡意散播」的動機。但是確實也有少數人是有以上不良心態。

第二、關於想要進入交往關係的感染者的想像。

或許有些感染者天真的在想,如果對方跟自己一樣,那該有多好,卻又沒有勇氣開口詢問對方是否也是同樣身份。大多數人或許選擇盡全力保護對方,甚至連口交也都要求戴套之類的。又或是有少數人企圖讓伴侶變得和自己一樣;使對方被感染,如此一來就可能有機會跟自己長相廝守。如前面所言,對於有些感染者而言,既然對於感情是不具太大信心,自然抓住了微小的機會,也可能作出這種嘗試,即便對方是真的有可能恨他一輩子。

再者,即便對方後來知悉自己的感染者身份,以及藉由無套性行為使得自己同樣生病,也不太可能大聲嚷嚷,因為對方可能也讓自己不小心也出了感染者的櫃子。不過這等行為可能會有相關的法律問題,也就是《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第1項「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這所謂惡意散播愛滋的刑責,長達5至12年徒刑;而第3項未遂犯亦罰之。

甚少有傳染病的帶原者要被當作犯罪嫌疑人來看待。很不幸的,愛滋是那些例外中的一個(其他如天花、鼠疫、SARS、白喉、傷寒、登革熱等則甚少被論及)。儘管有《刑法》重傷害罪以及《傳染病防治法》已有對於這等傳染疾病的刑度;但我國還是立特別法,使得社會藉由這個疾病,切割了自身對於性的恐懼與仇恨,甚至任憑少數民眾將這種集體投射的情感,轉嫁給特定性別與性向的人,彷彿這疾病與自己毫不相干。於是加深了汙名,建構了歧視。於是造成許多蠢人口出「同志等於愛滋病」。

再讓我們回頭看看愛滋這個疾病。

因為現代醫療的發達,我們已經幾乎可以做到「不死」,也就是即便無法治癒,但仍擁有非常好的控制,與一般人無異。既然患者不會因病死亡,自然公務特別預算會只增不減。為何要以國家經費去提供治療,我想應該不用再贅述。可是台灣社會上,卻浮現出各種聲音,撻伐感染者,認為其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政府為人民之公僕,理應成為弱勢者的避難所,如今卻成為加害者或幫凶。在一正常社會下,沒有人會自願成為感染者,他們被社會所厭棄,政府與宗教團體亦吝於給予支持,他們更成為了「不生」的隱藏人物。既不死又不生,也就成了被污名的「活死人」(The Walking Dead)。

我想提到兩個社會事件。

2004年農安趴事件,有92名男同志擠在30坪大小的民宅裡進行搖頭性愛派對,當警方破門時發現現場衛生紙、用過的保險套散落一地,而且其中更有28名已通報之愛滋感染者。姑且不論這個事件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或是愛滋感染者的隱私曝光,這個事件最後結尾是以除了那28人外,在數次追蹤之後無新增感染個案。於是可見,即使是感染者只要進行安全性行為,戴套性交即無感染之疑慮。在我看來,只要感染者願意選擇帶套,即可不告知自身為HIV帶原。

2013年愛滋教師事件,某國小教師在自家舉辦無套性交的搖頭派對,百餘人在事後發現感染愛滋,地方法院以轉讓毒品、惡意散播愛滋、妨礙公務數罪併罰13年徒刑。這個案例十分特別因為涉及了感染者的不安全性行為,以致傳染於他人。但是可惜無法就感染者自身狀況進行討論,如討論CD4細胞與病毒量的數量對於感染力的影響。當時我十分期盼這個案例能成為,服藥以致病毒量「測不到」,為「惡意」的定義除罪。只可惜當時社會忙著獵巫,討論蓄意報復這件事,而無法心平氣和的進行討論。

除了散撥愛滋之虞,無套性行為本身也存在有感染者之間的交叉感染問題。並非單純所謂感染者與非感染者之間,「既然已經同意要無套,等同同意承擔患病風險」;但確實這是陰性的一方應該自己好好思考的點。至於陽性的一方,我以為除非服藥控制病毒量測不到,否則進行無套性行為時應需告知自身帶原狀況(否則極可能成立「惡意散播」之犯意或動機)。這思維就如同進行安全性行為就毋需告知帶原,因為這兩個行為都沒有傳染疑慮。

不過,這在法院上,當然還是需要提出證據,如檢附醫師開立的抽血數據與治療處方。我認為2013年愛滋教師的重判,若能把結果轉化使得感染者的服藥順從性增加,會是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因為思考方向都是在於,何謂不會傳染疾病的性行為,然後又應兼顧感染者的性愛的權利,這亦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關於套子破掉,或是當前免疫狀況突然惡化等意外,則不在這些討論之中。社會甚至應該再輔以預防性投藥的觀念,讓恐懼降低(但是成本亦大大提高)。至於反覆進行預防性投藥的人,我覺得首先需要面對自身的恐懼,才能來跟他談到確實的防疫方式。

我在臺中唸醫學系的時候,交往過一名男友,他是感染者;從他身上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是我未曾了解,也從不多花時間認識的。我永遠記得,他那一次次不安定的眼神;總是他拉著我的手,拉著我去篩檢。當時我問他,「為什麼你病毒量是測不到,我們還不能更接近彼此?」;而他卻只是撕開保險套,親吻我的額頭,叫我要乖。我知道他是為了我好,但我卻想站在他的身旁,與他一樣,體驗他的恐懼。每次想到他,就深刻的感受到那種無奈與痛心,那是種被社會輾過再輾過的感覺。

上面林林總總寫的這一些,或許無法代表所有感染者的心態,但是至少出自某些人的內心掙扎。

從醫學或是法律層面來看,我不否認這種行為是很爭議,或是被認為不道德,但是也深深地感受到感染者處境的為難,甚至孤寂感。「正負之間」,從來都不只是身體有無病毒的差異而已,來自社會的壓力逼迫,自己面對自己、面對伴侶、面對親人朋友間的種種,有時候對於感染者而言,簡直如同陰陽兩相隔般的無助。期望社會大眾終將愛滋歧視破除,也能讓在雙重污名之下的感染者同志,得以破繭而出。

「如果你是帶原者,約砲之前你要不要告知對方你是帶原者,即使你們即將進行安全性行為?」

「那麼,不安全性行為又該是怎樣安全進行?」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所有人都應該用力省思。

當我們想清楚了,也就是三零計劃的完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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